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遲福林:以服務貿易為重點推進粵港澳大灣區一體化

時間:2018-04-11

 

 
十九大報告明確提出,“要支持香港、澳門融入國家發展大局,以粵港澳大灣區建設、粵港澳合作、泛珠三角區域合作等為重點,全面推進內地同香港、澳門互利合作”。推進粵港澳大灣區建設,不僅是中國區域經濟發展的戰略重點之一,也是新階段支持港澳融入國家發展大局的重大舉措。加快推進粵港澳大灣區一體化進程,關鍵在于盡快實現粵港澳服務貿易一體化。

 

服務貿易是粵港澳大灣區一體化的關鍵

無論從現實需求還是發展趨勢看,以服務貿易為重點推進粵港澳大灣區一體化,都有利于加快粵港澳大灣區一體化進程,有利于提升粵港澳大灣區的國際競爭力。

 

一,服務貿易發展滯后是粵港澳大灣區的突出短板。


粵港澳大灣區與其他三個大灣區發展水平差距明顯。2015年,粵港澳大灣區人均GDP為2.04萬美元,分別是紐約、舊金山、東京灣區的49.3%、18.1%、34.1%;地均GDP為每平方公里0.24億美元,分別是紐約、舊金山、東京灣區的37.3%、49.7%、59.3%。可以判斷,未來幾年,加快實現粵港澳服務貿易項下的人員、資金、技術、信息等要素的自由流動將釋放巨大的經濟增長潛力。

 

粵港澳大灣區與其他三個大灣區產業發展水平差距明顯。全球灣區經濟的發展一般呈現出由港口經濟、工業經濟向服務經濟、創新經濟演化的過程。例如,2015年,東京灣區服務業占比達82.3%,舊金山灣區為82.8%,紐約灣區為89.4%。粵港澳大灣區服務業占比與舊金山灣區、東京灣區和紐約灣區等仍有20個百分點以上的差距。

 

二,服務貿易發展的嚴重不均衡是粵港澳大灣區的突出矛盾。


在港珠澳大橋等一批重大基礎設施項目相繼完工后,推進粵港澳大灣區一體化的重點與難點在于以服務貿易實現服務業市場一體化。為什么這么講?

 

首先,廣東服務業發展水平明顯低于港、澳。目前,珠三角九市服務業占比為56.1%,香港和澳門分別為92.2%和93.4%,珠三角九市服務業發展水平明顯偏低。初步估算,若九市服務業占比達到70%左右,粵港澳大灣區服務業占比有可能提升至80%左右,由此為粵港澳大灣區邁進國際一流灣區的重要支撐。

 

第二,由于受多種因素制約,粵港澳服務貿易領域合作深層次的政策體制矛盾尚未破題。例如,《內地在廣東省向香港開放服務貿易的具體承諾》中,僅“商業存在”實行負面清單管理,共有134項限制措施,集中在教育、金融、會計等專業服務領域,而在跨境服務及文化、電信領域仍實行正面清單管理;廣東自貿區負面清單中的95項限制措施中有70項是針對服務貿易。可以說,推進粵港澳大灣區一體化,重點在服務貿易,難點也在服務貿易。

 

三,服務貿易的互補性是粵港澳大灣區的突出優勢。


首先,互補性的空間巨大。廣東生產性服務業發展滯后成為制造業轉型升級的突出短板。2017年上半年,廣東生產性服務業增加值占GDP的比重僅為28.1%,占服務業的比重為50%,與德國等制造業強國相差20個百分點左右。與此相對應的是,2016年,廣東制造業全員勞動生產率23.24萬元/人,僅為2013年美國的24%。廣東出口產品中自主品牌占比不到20%。

 

在這種情況下,加強廣東與港澳在研發、設計、金融等服務貿易合作的空間潛力巨大。其次,合作的市場潛力巨大。香港要穩固提升其國際金融、貿易、航運中心地位,澳門要解決博彩業一業獨大的問題,最直接、最有效的途徑就是依托廣東作為港澳重要經濟腹地和進入內地的重要橋梁,通過與廣東合作發展服務貿易,拓寬其服務業發展空間,并由此為更好融入國家發展大局提供重要支撐。

 

服務貿易一體化

對推進粵港澳大灣區一體化有決定性影響

 

以服務貿易為重點,推進粵港澳大灣區服務貿易一體化,是“一國兩制”方針下發揮各自優勢、創新區域合作模式、深化區域合作領域、謀求利益共同體的重大舉措。它不僅能加快推進廣東經濟轉型升級,而且將拓寬港澳的發展空間。


一,推動廣東在服務貿易開放方面走在全國前列。


在過去40年的改革開放中,廣東一直走在全國前列,成為對外開放的重要窗口。近年來,廣東在與“一帶一路”沿線各國開展貿易、推動企業“走出去”方面取得了積極進展。問題在于,以金融業為重點的服務業企業“走出去”滯后于實體企業“走出去”步伐,企業對跨境保險、融資、法律、會計等商業服務業仍具有巨大需求。加快推進粵港澳服務貿易一體化,推動粵港澳大灣區內實體企業與金融、會計、法律等服務業企業抱團“走出去”,將顯著降低企業風險與“一帶一路”建設成本。

 

港澳是全球公認的自由港,在服務貿易發展方面有著非常成功的經驗。在這個大背景下,加快推進粵港澳大灣區服務貿易一體化,率先在廣東對標世界最高標準的服務貿易新規則與服務貿易管理新舉措,不僅能使廣東繼續在對外開放新格局中扮演重要角色,也將使中國在以服務貿易為重點的新一輪全球自由貿易中贏得主動。

 

二,推動粵港澳經濟合作的深度對接。


由于粵港澳分屬不同的獨立關稅區,推進粵港澳大灣區服務貿易一體化,重點是推進“三地”的服務業投資自由化,由此擴大港澳在廣東省服務業投資自由化的覆蓋范圍,并通過促進粵港澳區域經濟一體化實現“兩制”的有效銜接。它將帶動港澳與內地進一步的經濟聯系與合作,為保持港澳經濟繁榮發展提供重要條件。

 

三,提升粵港澳大灣區的國際競爭力,使其在對外開放新格局中扮演重要的戰略角色。


研究表明,供應鏈的順暢銜接將可能令全球GDP增長5%,比落實現存所有世貿協議使GDP增速高4個百分點。按此估算,若在服務貿易一體化的體制機制方面實現重要突破,實現“三地”生產要素無障礙自由流通,將使得粵港澳大灣區經濟總量在不太長的時間內超過東京灣區,成為全球第一大灣區,并進一步強化其作為中國經濟增長極的重要作用。

 

推進粵港澳大灣區服務貿易一體化

的時機條件已成熟

當前,無論是從經濟全球化、區域一體化的趨勢看,還是從推動形成對外開放新格局的趨勢看,推進粵港澳服務貿易一體化,無論是時機還是條件,應當說總體成熟。


一,條件具備。


首先,粵港澳服務貿易發展呈現加快趨勢。自2003年CEPA簽署以來,粵港服務貿易年均增長20%,2007年,廣東服務業實際吸收港資比重為33.67%,到2016年達到76.36%。第二,粵港澳基礎設施互聯互通進程較快。目前,粵港澳大灣區一批重大基礎設施項目相繼完成,為加快推進粵港澳大灣區一體化奠定了重要基礎。第三,粵港澳創新能力明顯增強。有數據顯示,2012-2016年,粵港澳大灣區歷年發明專利總量年均增長33.1%。2016年,粵港澳大灣區發明專利總量約為舊金山灣區的3倍。

 

二,時機成熟。


在推動形成對外開放新格局的大背景下,加快推進粵港澳大灣區一體化進程已成為基本共識。

 

首先,率先將廣東自貿區開放政策擴大到整個大灣區。近年來,南沙、前海、橫琴三大片區在推動服務業對外開放方面取得了重要成果。在這個基礎上,將珠三角九市作為一個整體來考慮,將原來賦予三個片區的服務業市場開放政策擴展到整個大灣區,從而實現廣東對港澳服務業開放的全面突破。

 

第二,率先將港澳資本視為內資。按照十九大報告提出的“凡是在我國境內注冊的企業,都要一視同仁、平等對待”的要求,率先在廣東將港澳資本納入內資范疇,實現粵港澳資本在市場準入與經營范圍的“一視同仁、平等對待”。

 

第三,為港澳制定“極簡版”負面清單。盡快改變現有在跨境服務提供、電信、文化等領域的正面清單管理模式,在整合廣東自貿試驗區與CEPA負面清單基礎上,賦予粵港澳大灣區在負面清單制定中更大的試點權,實行更加開放的服務貿易市場準入機制,取消或放寬對港澳投資者的資質要求、股比限制、經營范圍等準入限制,為港澳制定“極簡版”負面清單。

 

三,政策落地。


首先,全面放開粵港澳人文交流。


例如,率先在珠三角九市實行對港澳居民的自由落戶政策。廣東率先對港澳居民全面實行居住證制度,保證港澳人才在廣東獲得與當地居民同等的待遇。例如,享受當地教育醫療、社會保障、公積金繳納、稅制稅率、購買住房資格等方面的同等待遇;推進粵港澳職業資格互認試點。

 

盡快落實和完善專業資格互認,逐步取消對港澳專業人員的各種限制,允許港澳地區取得專業資格的人員到廣東提供專業服務;鼓勵港澳人才到廣東自貿試驗區就業創業。比如,推行高科技人才綠卡,讓高端人才的流動和跨地域的發展能更加便捷。盡快形成粵港澳三地人才流動綜合管理平臺,消除人才跨境服務重復征稅等問題。降低港澳企業在灣區的設立門檻,適用人口范圍從只針對精英、優秀人才,到覆蓋符合基本條件的普通港澳居民,同時對港澳人員在灣區的執業范圍逐步放寬。

 

其次,加快實現粵港澳金融服務一體化。


沒有金融服務體系一體化的支撐就難以實現粵港澳大灣區服務貿易一體化。例如,擴大廣東金融業對港澳開放。進一步取消或放寬港澳資本進入粵港澳大灣區內金融服務市場的資質要求、股比限制、經營范圍等準入限制,簡化金融機構和企業辦理業務的流程和方式,放寬金融業務范圍;創新粵港澳地區跨境貨幣業務。

 

推動粵港澳人民幣信貸市場對接,開展廣東與港澳地區雙向人民幣融資業務和跨境人民幣信貸資產轉讓業務,建立粵港澳貨幣結算系統,形成人民幣與港幣、澳幣聯系匯率制度,逐步實現人民幣在港澳的自由流動、自由兌換;建立粵港澳金融風險共同防范機制。成立粵港澳金融協調監管委員會,協調處理三地之間有關互設金融機構、貨幣互換和匯兌機制、互相信用支持、金融信息交換、金融風險防范和合作監管機制等金融事務;建立粵港澳金融調解與仲裁、訴訟的對接機制,依法維護金融消費者合法權益;建立粵港澳反洗錢和反恐怖融資監管合作機制,防范非法資金跨境、跨區流動。

 

再次,推進粵港澳服務業行業標準與管理規則的對接

 

一是推進服務行業管理標準和規范全面對接。適應粵港澳服務業市場開放的趨勢,將體制對接融合的范圍從經濟體制擴大到社會體制乃至行政體制。二是推進粵港澳市場監管執法標準對接。針對與港澳市場監管執法標準差異問題,制訂與港澳市場經營行為差異化責任豁免目錄。三是充分發揮行業協會在對接行業管理標準和規范中的作用。借鑒港澳服務行業協會管理機制,探索把服務相關行業的管理職能交由社會組織承擔,強化行業自律,探索與港澳的行業管理標準和規范銜接。進一步發揮香港中介組織的橋梁作用,加強兩地合作,拓展服務范圍,為廣東企業提供包括產品開發、研究咨詢、人才培訓、檢驗檢測、金融等服務,有效推動廣東服務業標準與國際接軌。

 

最后,建立粵港澳大灣區服務貿易一體化通關監管體制。


建議將“一簽多行”政策擴大到廣東全省,加快實施港澳車輛在粵港澳三地便利進出,探索“一地兩檢”和“單邊驗放”,充分利用智能識別技術實現電子化通關等。實現與服務貿易相關的貨物通關便利化。目前廣東海關將港澳科研機構認定為“境外法人事業單位”,對港澳科研設備入境仍然征收高關稅。未來,能否考慮對進入粵港澳大灣區內的教育、研發、健康、醫療等重點服務業領域的基礎設備,在嚴格用途管制、使用范圍管制的前提下,實行免關稅或保稅政策。

 

加快推進粵港澳大灣區服務貿易一體化涉及開放理念、相關的政策與制度銜接等重要問題,需要加大頂層設計與頂層推動。

 

作者:遲福林(中國(海南)改革發展研究院院長)

本文發表于4月8日南都《評論周刊》A13版

編輯:張子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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